一、明清时期的贵州卫生事业发展
贵州历史悠久，是我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，最早的国家形式是以部落政权形式出现的早期方国的地方行政组织。明永乐十一年（年）二月，设贵州布政使司，标志着贵州行省建立。明清两代为封建王朝政权，民国时期为共和政权。在这一历史进程中，贵州卫生工作处于空白，卫生事业发展缓慢，长时间没有专门的卫生工作机构，有关卫生工作的历史记载都是以民间自发的行善从医为主，几乎没有官方的行政行为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。有史可查的是，永乐十九年（年），贵州在思州（今岑巩）、铜仁、石阡、黎平、新化（今锦屏）五府各设“医学”正科一人，为“从九品，设官不给?”，聘当地熟悉医理者兼理医学有关事宜（这是一种松散型的医事机构，相当于只有编制没有经费）。从此，贵州才开始有了一些关于卫生工作的历史记载，但也仅是零星的描述。贵阳有关医学机构的记载，首见于弘治年间编纂的《贵州图经新志》，该志记载贵阳“医学”在治城东；其后，《明实录·孝宗弘治实录》记有：“弘治十二年(年)六月，朝廷准户部奏，贵州、四川、云南医生自愿纳银者，可以授医官。嘉靖三十一年(年)，贵阳在布政司前建立“药局”，内外两科，委医官一人主其事，另有医生二人，为有疾病者诊病投药，并酌情收取诊金、药资，遇有穷苦病人则免费施医施药万历二十五年(年)，巡抚江东之因“民俗信鬼，病不投医”，将中军署改为“惠局”，为药局购置田产，收租金解决购药所需。万历三十五年(年)，遵义筹府亦设医学正科一人，仍为“从九品”。到清代初期和中期，仍沿用这种管理形式。光绪三十四年（年），清王朝裁贵西道、粮储道，设置巡警道、劝业道，巡警道负责管全省警政，包括消防、户籍、治安、营缮、卫生等。这时，贵州全省意义上的卫生工作才正式有所体现。宣统二年(年)，遵义等县设警务公署，医疗卫生列入警署执掌。明末清初，贵州民间兴起了一股行善就医的热潮，除一些僧侣、道士以中医药为民治病外，书香门第的子弟或儒者，在饱读诗书的同时，亦喜研读医籍药书；有的则因仕途不顺，应试不第，愤而攻医，为民疗疾治病。在较长的医疗服务中相继涌现出一批黔籍知名中医。在遵义地区，由于“沙滩文化”的影响，“不为良相，当为良医”的理念颇受儒者所推崇。儒家习医、业医在遵义颇成风气。康熙三十五年(年)，举人向庭庾精医术，为四方群众诊病施药；乾隆四年(年)，举人徐渊善医，有请必往，酬之不受，被誉为“无愧孝廉”；嘉庆三年(年)副贡骆元宾精医方，著有《素问集注》；遵义县禹门黎氏先祖黎安理(—年)出仕前，曾游走四方为民治病；黎兆普院试落榜，愤而攻医，善治“瘟病”，成为黔北“瘟病学”的先驱；郑珍之祖崇山，法宗“伤寒”，其父仲清，其弟珏，皆以医问世，医术之精，医德之良，当地有口皆碑，黎庶昌称赞为两世精医，衍德于术”。在其他地方，如贵阳的张龙门、袁训楷，郎岱的毛济元、张伯岐柳希惠，盘县的谢作非等，皆是儒者习医，成为享誉一方的名医。从这一段贵州卫生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看出，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长时期中，特别是明清时期，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全靠民间医生、民族医生来维护。广大群众在与自然环境和疾病的斗争中，探索、总结和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和经验；各民族之间也因各自在居住、生存环境、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，形成了各自的民族医药特色。由于少有文字记载，这些医药技术多以口传心授方式沿袭下来。(未完待续）来源：健康贵州供稿
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许芳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